以实践为导向破解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国法院法官人均办案357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这种状况的出现，反映的是法律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配置不均衡。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人才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割裂、与市场的割裂、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治需求的割裂。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没能用市场化的方式满足群众对法治的不同需求。换句话说，当需求侧已经大步迈进数字时代，供给侧依然在工业时代蹒跚前行。

当下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找不到工作的，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例如一些法学院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一些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律师面临寻找业务的难题。二是已经找到工作的，有越来越多干不完的工作。例如一些法院案多人少，已经让法官超负荷工作。

司法实务部门案多人少、难堪重负的现实困难，从侧面揭示了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困境。国家每年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在满足公务员体系使用需求之外，其他的法律人才应该流向何处？国家又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法律人才流动符合学以致用的要求，满足全面依法治国对多样化法律人才的需求？答案其实是明确的：按照数字经济运行的逻辑，以法律、科技、商业三位一体的架构，建立健全法律服务市场，最大化为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创造空间和平台，最优化配置司法权运行与市场化法律服务资源，把法律服务市场建立起来，把法律服务市场的潜力激发出来，把法律服务市场服务人民群众的价值释放出来。

在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无论是执法司法机构还是企业，都面临法律人才缺失的困境。法学院校的教育培养机制，特别是新兴的网络与信息法学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为法治实践提供学以致用的人才。数字时代的法学人才培养应当更加具有“烟火气”，要引导学生关注火热的经济社会实践，关注中小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关注民生诉求。更要关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了解经济规律对人的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了解技术的原理，找准法律与技术的结合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格局势必带来冲击和影响，必须根据这些新变化梳理出数字时代法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内容，既要创新理论，更要切合实际。

回到司法实践中，矛盾纠纷多一定不是好事，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增多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在增强。所以，辩证地看问题总会发现事物的两面性。实践证明，数据只有真正应用到场景中，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个场景就是数字经济的公平属性越来越赢得民心，越来越具有人心向背“晴雨表”的作用。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更推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肩负着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职责使命，人才是其中决定性的力量。

建立法律、科技、商业三位一体的新型法律服务市场，是法律人才培养应当依托的重要载体，更是解决当下司法实务难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当然，我们不仅仅需要关注战术层面的具体落实，更要关心战略层面如何统筹兼顾，特别是提升全体法律人的数字素养，彻底消除执法司法部门与经济部门及其他行业，特别是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数字鸿沟”。就国家层面而言，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数字文明和法治文化的推广与普及，通过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解决矛盾纠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这为破解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困境提供了重要指引，更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更是检验人才成色的重要途径。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必须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科学技术、贴近群众需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没有时间可以耗费，没有人才可以荒废，有的只是携手同心砥砺前行。